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周至社会实践调研团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党总支书记王锡京老师、校团委书记单升军老师慰问周至县永新希望小学的志愿者们！

清晨5点半，黄登玉就起床了。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儿子，他轻声走出了家门。老黄来自四川广元农村，今年38岁。2011年这个地铁工程开工后，老黄就在工地附近租了这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一个月480元的房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工厂厂房，现在二层改造成了出租屋，下面是仓库。

6点15分，老黄到达了6号线地铁北京物资学院站工地。没带家属的农民工基本都住在工地旁边的宿舍里，有的工友还没吃完饭，今天的早饭是米粥馒头。老黄最早出来打工时只有14岁，小学还没毕业。从1997年起，他辗转在北京和广州之间，参与地铁修建，算是农民工中的技术工。

6点半，老黄作为3号井班组的组长，给同组的十几个工人交代了今天的工作任务后，就戴上安全帽下井了。

扶着扶手走下临时搭建的四五层铁梯，到达工作地点。工作井有20多米深，黑暗阴冷，墙边几个白炽灯发出刺眼的灯光。灯光下烟尘飞扬，气味刺鼻。他们走上靠铁架子搭起来的木板上，开始悬空作业。他们负责的这段地铁工程已经完成了初衬挖土阶段，进行到二衬阶段，高四五米的拱形通道已经用一些钢筋搭好。今天白天的任务是要用铁丝绑扎钢筋，然后晚上立拱架、打混凝土。

早上9点，井下的工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有人拿着锤子敲敲打打，有人拿着电焊焊接铁板。井下气温不到20摄氏度，阴冷潮湿，可他们额头上都已经布满了汗珠。黄登玉一边绑着钢筋，一边时不时关心大家的工作进展。他们大多数是普通工人，还有钢筋工、电焊工、模工。

“初衬挖土的时候最辛苦，纯体力活儿，现在已经算轻松的工作了。干这活儿年龄不能太大，一般过了45岁身体就跟不上了。”对此，老黄很有几分自豪：“我呀，身体棒，两三年不会生病一次，就算生病了也照样出工。”

中午12点，上午的工作告一段落。工人们从井里出来吃午饭，他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趁吃饭的时候，我们和老黄聊了聊。老黄说，如果每天都出工，他一个月能拿到7000元。听起来不低，但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劳动基础上的。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日。工期紧时，一年365天，一天也不休息。去年春节，他就是在工地上过的年。何况，老黄是拥有多年经验的熟练工，如果普通工人还拿不了那么多。

“我们干活都是临时性的。今天跟这个老板，明天也许会去另外一个地方。”黄登玉说，一般一项工程干完不一定能接上下一个活儿，常常要等两三个月找活儿，这段时间就是没有收入的。“说白了农民工就是干的苦力活儿，我们怎么能跟人家坐办公室的比呀！”

12点25分，老黄刚放下碗筷又赶去工地。下午他没下井，在上面轧钢筋。这个活儿很费力，需要两个人一起把两指粗的钢筋抬起来放在机器上，再用双手把钢筋牢牢按住，用机器轧出弧度。长期在工地的工作已经让他的手掌长满了厚厚的茧子。

下午6点半，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工人们陆陆续续地从井下上来，老黄也向家走去。晚上9点左右上床睡觉，明天又是满负荷的一天。

日前，安徽省和县举办首届职业技能竞赛。共有来自全县7个镇和3个经济开发区的77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当地政府部门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工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人民图片

他们人到中年，为了温饱、为了子女能有更好的生活，在城市里苦苦打拼。

建筑工、环卫工、保洁员、洗碗工……由于缺少技能、没有文化，他们大多干的是城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

年龄偏大，就业时他们往往要忍受用工单位不招“女40岁以上、男50岁以上”人员的年龄歧视，对工资和工作环境的要求低，对社会保障的要求更低；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想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动为止”，然后回到农村养老，子女是他们的希望，很多人将美好生活的希冀寄托到下一代人身上，最怕遭遇“一家子都是打工的”尴尬。

让我们走近“4050”农民工。

■“4050”农民工对工作不挑剔，但他们依然要面对“年龄大、缺技能、找工难”的苦恼

7月4日上午，北京市最高气温35摄氏度，烈日当空。在昌平区北苑路上，身穿长衣长裤、头戴遮阳帽的环卫工吕大姐正一下下清扫着路边的垃圾。

吕大姐今年44岁，老家在黑龙江，2008年以来一直在北京干环卫工。“每天干8小时，工作不复杂，就是这一段大约3000米的路面清洁。”推算一下，她每天工作时需要不停歇地走上12公里。

“干环卫，工作条件差，收入也不高，年轻人不爱来，都是咱们这种年龄大的农民工干。”吕大姐说，自己的底薪是1400元，加上每天的吸尘补助等补贴，一个月能挣2300元左右。

上世纪80年代末起，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陆续进城务工。20多年过去，当初年轻力壮的农民工们普遍年近半百。据统计，目前像吕大姐这样的“4050”（女40岁以上、男50岁以上）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量的40%左右，超过1亿人。

与年轻一代农民工相比，“4050”农民工对工作不挑剔，干的大多是城市里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儿。不过，随着年龄增长，他们正面对“年龄大、缺技能、找工难”的苦恼。

每天中午，在北京一家机关食堂当洗碗工的张大海都要和5个同伴一起，刷洗1万多个碗、盘等餐具。“这大半年洗的碗，快赶上我一辈子洗的碗了。”50多岁的张大海身材略显佝偻、走路有些迟缓。

张大海告诉记者，他曾有过多年的驾驶经验，最初来北京想找个开车的活儿干。“开出租车需要北京户口，开货车人家要的都是壮小伙儿，最大年龄也要35岁以下。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正式招工的根本不考虑，只能刷刷碗、端端盘子。”张大海刷盘子一个月工资2000元左右，他不指望工资高，不拖欠就好。

近两年，许多地方出现“招工难”。但细看企业的招工条件，往往有一条“硬杠杠”——年龄一般不超过35岁。beat365团队和社会保障部劳科所的一项调查显示，“18—35岁”，这几乎成为企业招聘普工的通用准则，有的企业甚至要求“低于28岁”，实在招不到人，最多放宽标准到40岁。

采访中不少“4050”农民工都表示，由于年龄大、缺技能，再加上文化水平较低，他们找工作越来越难，只能选择那些工作条件差、工资收入低、年轻人不爱干的行业，而且不敢提涨工资的事，因为怕被辞退，年龄越大，重新找工作越难。

42岁的朱爱荣在北京某机关做保洁员，丈夫在同一个单位干保安，两个人的月工资都只有1800元。工资不高，但这是她和丈夫经过多次比较所能找到最好的活儿。

朱爱荣最怀念的就是年轻时在工厂做女工的时光。“那个时候在编织袋厂贴商标，计件工资，我干得可快了，挣得也最多。”后来，在秦皇岛租住的城中村的房子要拆迁，朱爱荣就和丈夫一起来到北京打工。40多岁的她再找工作不容易，“人家都愿意要年轻人，我这年纪，除了保姆和保洁，别的啥也干不了。”朱爱荣说。但朱爱荣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在她看来，过了40岁还能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的农民工，都得是有技术、有本事的，而她这代人，多数出来打工时连初中都没念完。

■上有老、下有小，“4050”农民工生活负担最重，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有好的发展

对于“4050”农民工来说，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生活负担最重。子女既是他们的奋斗动力，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为了子女有个好环境，他们在城市里拼尽全力。

“要不是为了孩子们能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也不会在城市里这么辛苦打拼。”地铁13号线北苑路出口附近，卖卷饼的农民工周桃大姐告诉记者，她和丈夫2001年就从山东菏泽曹县老家来北京打工，十几年来，换了七八个城中村，开过好几家小饭馆，却因为拆迁、地段偏远等原因没挣着什么钱。如今，丈夫在家和面、备料，她在地铁口摆摊卖卷饼，一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

虽然辛苦，但提起一双儿女，50岁的周桃一脸欣慰。“女儿大学毕业，在新东方英语学校当老师。儿子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的建筑专业，过两年就能工作了。”现阶段，周桃最愁的是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学费一年6000多元，住宿费2000多元，每个月的生活费600元，一年少说就要1.5万元。不怕你笑话，我现在又想孩子，又怕接着孩子电话，因为这就得给孩子寄钱。”周桃苦笑着说。

朱爱荣的儿子也念了大学，在济南的一家医科大学学习针灸专业，毕业后去了一家私人诊所。让朱爱荣操心的是儿子的亲事。“孩子上大学时谈了一个女朋友。但人家嫌我们家条件差，说我们一家子都是打工的，爷爷奶奶打工，爸爸妈妈也打工，不愿意让女儿跟我儿子交往。”

与城里人不一样，农民工中，40多岁时孩子就结婚生子的不在少数。拼命干活、拼命攒钱以便给孩子结婚买房，成为这些农民工的生活重点。

“城里的房子肯定买不起，但要在老家给儿子结婚买套房。”老家四川的余光菊说。45岁的她和丈夫花10万元在老家县城买了楼房作为大儿子的婚房，尽管大儿子在上海打工，一年也不回去一次。“买了房，就算尽了责任，住不住是他们的事。”这10万元花光了她所有积蓄，还向亲戚借了2万元。现在，余光菊和丈夫又在为还债和给18岁的小儿子将来结婚攒钱。让她发愁的是，前些年丈夫挖地铁每年能挣3万多元，但现在腰肌劳损已干不了重活，只能做做小区里的保洁员，每月收入仅1000多元，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当小时工的余光菊身上。

■“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动为止”、“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去”，成为“4050”农民工普遍心态

40岁、50岁，城里打工还有单位要，再过十几年怎么办？

在外打工多年，朱爱荣渐渐习惯了城市的生活，穿着打扮、待人接物都像个城里人。可每当提及故乡，朱爱荣眼里闪过的全是不舍。“我可想回去了，农村空气新鲜，房子宽敞又明亮，房前屋后自己种点菜，做饭时现摘就行。”朱爱荣说，现在自家的30多亩地包给了小姑子种，每亩地给了200元的承包费。

但种地的收入还是太少，风险也大，朱爱荣想一想就叹气。“去年东北下大雨，小姑子种的大豆全给淹了，也嚷嚷着要来北京打工。”朱爱荣说，自己和丈夫的兄弟姐妹，几乎都是全家外出打工。连她年近70的公公婆婆，也还在天津当保姆。“我婆婆特别能干，上世纪90年代就去哈尔滨当保姆了。现在想在天津再干两年，到70岁就不干了。”

公公婆婆的现在，仿佛就是朱爱荣的明天。“我们没参加养老保险，工作老是换来换去的；也没参加新农保，将来养老只能靠自己。孩子们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所以只能趁还干得动多干点儿，多攒点儿钱傍身。”

张大海告诉记者，他的老伴儿也快60岁了，在北京鼓楼大街的一户居民家里做保姆，每个月有2400元的收入和2天的休息日。“我们想再干两年就回老家去，现在争取多攒点儿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4050”农民工的想法和朱爱荣一样，“养老靠自己”、“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动为止”、“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去”成为普遍心态。但不论张大海还是朱爱荣，都觉得年龄越长，在城里挣钱越不容易。工资越挣越低，物价越来越高，他们再怎么节省也攒不下钱。

农业部农研中心研究员龙文军指出，大龄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很少有精力去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即使有参保意识，社保所强调的连续性、稳定性也会成为他们的大难题。因此，亟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健全针对这一代农民工的养老保障设施和服务，增加农村养老保障设施的投入力度。

专家还建议，社会应当给予“4050”农民工更多关爱，重视这一群体的生存、发展和公平就业权。从允许进入劳动力市场的16岁到法定退休年龄60岁（女工目前为50岁），不出意外，一名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可达40年左右。现在一过40岁，企业就不愿意召用，相当于早早放弃了一半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也不公平。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大龄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引导企业转变观念，善待大龄劳动力，多发挥他们吃苦耐劳、沉稳踏实的优点。

董小霞。26岁，本科。家庭住址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铺川乡蒲川村3号，学校单位是甘肃省积石山县保安族中学，beat365电话，教导处09307761219，丈夫杨发平电话13739306227.现间断在兰州军区总院陆军总院内科大楼血液科住院治疗。病情稳定，配型成功。因缺手术费手术时间已错过两个月，现急需求助。

在这些日子里甘肃省州临夏积石山县班的56名学生们的心，紧紧地与陌生的城市兰州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董小霞正在兰州接受治疗。
董小霞 ，26岁，本科，2010年毕业于兰州商学院，当时放弃了中国农业银行在学校的招聘，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在中国农行兰州支行优越的工作环境，报名参加了社团组织的贫困山区支教行动，来到了国家级贫困县积石山县保安族中学，年轻而充满憧憬的她，在学校里担任了初一2班的班主任，在艰苦的工作环境里，她的学生在第一学年全县统考中，考出班级平均全县第二的好成绩，受到了当地教育局的表扬。她对教育的热爱，对学生的关心，使她的学生也非常爱她，在背地里亲热的称她霞姐。
天有不测风云.......
在2012年8月，已结婚怀孕6个月的她经常出现头疼、头昏、腰酸背疼等症状，但她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业仍然坚持上课，于2012年9月22日在作文课上突然晕倒，后被兰州陆军总院确诊为急性白血病。为了让老师重返课堂，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为董老师加油打气。现董老师骨髓配型成功，手术费还缺13万，求大家救救这位年轻而美丽的人民教师，您的一次转发和爱心，使更多的贫困孩子不再孤单，大山深处需要这样奉献青春的好老师。当董老师因为敬业，带身孕重病坚持为学生上课而昏到在讲台上的消息传开后，全县师生为之感动，自发为董老师伸出爱心之手，在短短两周的时间里为董老师捐献医疗款9万多元，董老师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习，坚持带病上课，没及时去医院检查身体，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董老师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昏迷的她还不时的喊着学生的名字，抢救她的医生们都感动的泪流满面，医生白主任流着泪说：“有这样的好老师，我们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救她！”医院迅速给她找了最好的专家进行会诊，一天、两天、第三天，董老师终于睁开了眼睛。她的学生们自发的选出代表赴500多公里外的兰州前来看望，场面感动！
在医生们的精心治疗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下，她顺利的度过了第一个化疗阶段。可难题又来了，她还有7个月的身孕，她躺在病床上轻轻的抚摸的肚中的孩子，还梦想中宝宝出生的那天，忘了病痛的折磨。可医生说为了彻底治好她的病必须保大人不保孩子，她听到这个消息时坚决不同意，说：“我可以不要自己的生命，但必须把孩子生下来！
”
董老师身患白血病还要忍痛割爱失去了没见天日的孩子，人间还有如此的悲剧吗？

大家可以想想，痛失了怀有7个月的亲身骨肉的她，做妈妈的梦突然破灭，谁能承受得起那种心中犹如刀割的痛苦？只有不听话的眼泪止不住的流，又有谁能感受她的心痛啊？无情的现实剥夺了一个美丽教师做妈妈的梦，多么残酷的事实啊！一个善良年轻的妈妈又有谁能接受如此的打击？
可喜的是坚强的她现在已经顺利经过八个疗程的化疗，现骨髓配型与她姐完全吻合，医生说手术成功后她完全更正常人一样，可以重返讲台，可以每天看到为求知如饥似渴的孩子们，她梦想着为山区的孩子们奉献一生。可现实是残酷的，医生说，为了让手术更加成功，必须要到北京治疗，最少还需要60万左右的手术费。现已从各界筹得善款23万。只要再有13万左右的手术费，医院方面就可以优先安排手术。而对于一个用借亲戚的钱才供出大学生，祖祖辈辈靠三亩薄田生活的农民的家庭，哪有这么多钱去治病，这不是要全家人的命吗？况且家中56岁的父亲董国平，常年患有类风湿心脏病，经常吃药，无劳动能力，更不能到外面打工挣钱，家中的收入主要是父母种的三亩麦田，和山坡上种植的少量花椒，一年五口人的年收入在1.2万元左右，还有弟弟要上学，到现在家里已欠债了35万元，医保一年最高报销8万元，大病补助一年最高报销3万，为了凑手术费，丈夫杨发平和她母亲到处求助，几乎找了所有的慈善机构和政府部门，去甘肃省红十字会五次，得到的答案是他们没成人的救助，他们只管14岁以下的儿童白血病，红十字没给一分救助，去省慈善总会，他们说他们不管这种补助，，他们没这项救助的资金，只给了500元，去省民政厅领导为我们的遭遇非常同情，他说他们也没有成人的救助，他们以单位的名义给我们捐了5000元。虽然家中已经解不开锅，可她太年轻了，我们能忍心放弃吗？全家人锁了家门到兰州街头乞讨，在街上人们又不相信我们！求大家帮帮她，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人间自有真情在。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汇希望。为此我郑重呼吁爱心人士及单位伸出援助之手，为了山区贫困的孩子们，为了一个花季的生命，救救这个年轻而美丽的山区教师！
我需要的药品：
格列伟：（100毫克×120片），25500元/盒*2=51000元
环孢素：（50毫克×50粒），462元/盒*5=2310元
细胞刺激因子针：（0.6ml:150ug），567元/支*20=11340元
家庭情况简述：
本人董晓霞，2010年毕业于兰州商学院，本科。是国家级贫困县——积石山县的一名支教老师，丈夫为一名乡村保健医生，夫妻双方父母都是农民，家中还有妹妹和弟弟上学。因我们家中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收入靠母亲在种田和家中少量花椒为主，再加上父亲患有关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干重体力活，因此家中生活十分困难，我上学时已经久下了一屁股的债。
2012年9月23日，我在医院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现在已经花去了医疗费47万多元，而且每天在医院的费用达到3000元，在没有找到手术费用前一直要靠药物化疗维持生命，如果要骨髓移植的话还至少需要13万。现在因却手术费用，手术时间已错过两个多月，只能依靠化疗来维持，这样一来手术费用又在增加，长期化疗的痛苦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啊 ，恶心，呕吐，头昏脑涨，化疗期间有时更本进不了食，只能靠药物营养，化疗完之后白细胞一般都降到零，白细胞降到零的概念，或许大家都不知道，到那时候人全身无力，一天昏迷不醒，最危险的是发生感染，一但感染人受罪不说，打的消炎针，一支在2000左右，一般一天在液体里打3针，这样消炎药的费用一天在6000元左右，加各种药差不多每天要10000元。这个病拖不起啊，董老师瘦弱的身体在能顶的起几次化疗啊 ，可喜的是骨髓配型成功，能凑起手术费，董老师可以马上做手术，手术成功后董老师将永远脱离这种常人难以承受的折磨。但家人把所有的亲戚朋友的钱都借完了，还有家中因供我们上学已经欠下了一屁股的债，现在又因为看病花了那么多的钱，，现在实在无法筹措看病的费用了。
最大的愿望：
赶紧治病，治愈后，照顾好父母，还有，回到我梦想已久的学校，想多看一眼那些山区的孩子们，他们真的很需要有知识的人的奉献，他们正在处于承上启下的初中阶段，这个时候他们不能耽误，这样会误了他们一生的，很想再去传给他们我的一点余光。现在家里也无力筹措医疗费，渴望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如果有幸把病治好了，我将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当好一名普通教师，像春蚕一样把我的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爱心传递到底，回馈社会对我的爱。

家庭成员：
父亲:郑延会，40岁，小学文化，年收入一两万元，种地，打零工为生。
母亲:张恒芳，45岁，初中文化，家庭主妇，做家务，照顾孩子。
妹妹:郑乐媛，12岁，小学文化，无收入，学习优秀。
妹妹:郑玉莹，6岁，小学文化，无收入，学习优秀。

我需要的药品：
盐酸曲美地嗪片，34元/盒
益参益气丸，62元/瓶
托拉塞米片，55元/盒
铝碳酸镁片，42元/盒
肾滴丸，89元/瓶

家庭情况叙述：
郑福田，小名甜甜，女，汉族，生于1993年6月3日，家住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铜城街道办事处郑于村14号。
从很小的时候，甜甜走路就歪歪斜斜，很不利索。最初，家里人没怎么在意，时间长了依然如此才领着她去医院检查，但由于当时经济条件、医疗条件的限制，在小医院里也没能检查出什么问题。
直到8岁，有一天甜甜把脚摔破了皮，居然没有感觉，父母这才意识到出了大问题。于是，爸爸领着甜甜去了齐鲁医院做了检查，发现甜甜竟然患有先天性椎管内肿瘤！
当时，就在齐鲁医院做了手术，把椎管内肿瘤切除。原以为这样一切都好了，没想到自那时起却埋下了其他隐患。
椎管内肿瘤导致甜甜的双脚神经受压迫而行动不便，9岁的她出现足内翻、脊柱侧弯，行走不便，14岁时由于内翻严重已不利于行走，走路只能拄着拐杖了。甚至再后来，甜甜要在残联的帮助下，做了纠形手术后才能勉强行走，只是两脚还是没有知觉。
这还不是全部，椎管内肿瘤不仅压迫了她的腿部神经，还压迫了膀胱神经，导致小姑娘从小时候就排尿不尽，致使尿液反流回肾脏，导致肾积水、肾功能受损衰竭，就是我们常说的尿毒症！
为了给甜甜筹钱治病，爸爸郑延会没黑没白地干活，他一个人不但要在家种地，还要外出打零工、收废品，年头到年尾也只能挣一两万元。妈妈还要在家做家务，除了照顾甜甜的生活起居之外，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妹妹上学，完全只能依靠爸爸，没有其他收入。
现在甜甜依然还有着甜甜的微笑，但甜甜的家庭却再也无力支撑昂贵的医疗费了，请好心的朋友们，伸出您的友爱之手，帮一帮这是个多灾多难的小姑娘吧！

家庭经济收入：
郑福田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爸爸郑延会在家种地、打零工、收废品的收入，一年一两万元。主要的家庭支出郑福田的医疗费、一家五口的生活费、两个妹妹的学费等。

居住情况：
郑福田一家住在一座二十年前盖的红砖平房里，墙皮还没有处理，院子里很凌乱；郑福田多病，其他家人都还健康；卫生条件较差，饮食衣着仅能维持生存。

受助人的梦想：
郑福田希望有一天能够治好疾病，学个技术，将来自食其力。

善款用途：

从施乐会获得了善款，将全额汇入郑福田账户，用于郑福田治疗尿毒症专用，并由郑福田在申请提现之前提供最近一周的就医发票。（由于医院对于尿毒症治疗不提供医院对公账号，只能打款到个人账户，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要求受助人上传治疗费用发票）

说明：非常感谢各位对该主题的关注和支持。施乐会是代收善款，开具发票程序较繁琐，且金额也有一定的限制（单笔两千元以上），请各位知晓，谢谢。

这就是多灾多难的小姑娘郑福田。身后蓝色的是氧气瓶，因没钱住院，这是在家里治疗的情况。

由于椎管内肿瘤严重压迫膀胱神经，影响了排尿功能，导致肾积水，肾功能衰竭，为了解决肾积水，这是在做双肾刺穿手术。

这是郑福田在家里的生活情境，看上去，小姑娘的身体很衰弱。请大家帮一帮她吧!

甜甜站在门口，腿上还挂着导管是导入肾脏导尿的。

甜甜曾经吃过的药，家里到处都是药瓶子、药盒子。

这是东阿县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说明郑福田患有尿毒症等多种疾病。

这是郑福田的身份证。

这是聊城市东阿县铜城街道办事处郑于村村委会出具的盖有公章的贫困证明。

海都网—海峡都市报讯(本网记者 吴臻 毛朝青 实习生 童淳强 文/图)这几天，福州的气温异常的炎热。就在炎热的中午12点，在福州鼓楼左海公园西门前，一名中年妇女站在路边，脖子上挂着一张写满红字的牌子。牌子的最末端，赫然写着“愿意出卖肾脏以外的所有器官”几个大字。

她叫黄华芝，今年48岁，是浦城一名平凡的农妇。就在黄华芝挂着自己一笔一画写上去的牌子，孤单地站在陌生城市的路边时，她的儿子王鹏正躺在福州空军医院接受治疗。

黄华芝说，儿子今年27岁，还没结婚。儿子的病是去年清明节时发现的，得的是尿毒症，要活命，就得换肾。而换肾至少需要30多万元，他们家的所有积蓄早在去年看病时就花完了。为了给儿子筹钱，黄华芝想到了路边乞讨，当她将这想法说出来时，遭到了儿子的反对。

“为了救儿子，我愿意捐掉除了肾脏以外的所有器官，因为肾脏是要留给儿子的。”黄华芝说，这个求助牌子是她躲着儿子写的。

黄华芝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如果您想帮她，请拨打本报热线968111。

首先声明，我谈的是我们这里的农村小学教育问题，与其他地方也许不同。所以，这里面所涉及的问题，在农村，不一定具有广泛性。

谈谈小学的包班问题。
现在，很多的小学，都是采取包班制。所谓的包班，就是这个班的所有科目都由一个老师教。
我认为这样不好。因为学科不同，老师的教学思路、教法也一定有所不同。各学科都有它们的特殊性，有它们的特殊规律。我们的老师要找到这些特殊性及特殊规律，就宜有所侧重，以某一学科为主，搞好自己的教学工作。
万不得已，就是包班，在小学，也宜语、数、外分开。教语文的，以语文为主，兼搭其它。数学、外语也一样。这样，既有利于发挥教师的教学特长，也有利于学生很好地理解各学科的知识。
复式班的问题不谈。应该尽早淘汰。学生太少，就应尽最大的可能转校。家长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也不应该让自己的孩子去读所谓的复式班，除非教这个复式班的，是参加过专门培训的，在这方面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否则，让自己的孩子读复式班，可能害自己的孩子一辈子。我看，很多的初中生，成绩极差，就是从小学的复式班出来的。

谈谈小学教师的老龄化问题。
小学教师由于年龄普遍偏大，身体素质自然不及年轻人，病痛多，精力有限。
我看，小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请假的现象很普遍。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带来的问题是，一请假，就要请老师。这个请来的老师，靠得住吗？谁来把关？要我说，很多，其实一点都靠不住。你请来的，至少这个教师的资质应该有。没资质，却被请来教书，当老师，这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没有为学生尽好责。
我的小孩，读小学一年级，一期下来，就换了四个数学老师。进二年级，没多久，又换了数学老师。我的孩子的数学，很多就靠我和她妈妈给她补。可她们班上其他的孩子呢？
很多老师劝我把孩子转到县城去。我看，他们看到的，就是农村小学教师参差不齐，更换频繁。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没有专业的音体美老师。
除了语、数老师可以讲比较专业以外，音体美老师，在小学几乎是一片空白。
我的孩子，学美术，我请的是初中专业老师，每周给她上两节。学舞蹈，我就每周把她送到县城去，请专业老师指导。
我们这里，小学的孩子，很多都是这样的。家长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里，在小学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老师。何况小学，农村的初中现在也配不齐这些专业老师啊。
小学，一方面是教师超编，一方面，就是音体美教师及英语教师奇缺。这个问题，怕是在暂时的四五年里不能根本解决。
我想，现在的教师普通话培训，计算机培训，现代高级信息技术培训，在农村起不了多大作用。学了普通话，拿了证，很多的农村教师还是愿讲自己的土话（这当然不好。尤其是语文教师）。学了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但条件有限，成本太高，根本用不上。
何不让一些农村的年轻一点的小学教师，利用一些时间，来搞搞这个音体美诸方面的培训。这其实是最实惠最有效的。这应该是我们农村的小学老师最希望做的，也是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最热切期盼的。

谈谈英语教师跑教的问题。
现在，小学的三、四、五、六年级，陆陆续续都开设了英语。
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一个新的学科。突然的开设，自然小学英语教师就奇缺。
听说，现在教育局准备招收一批英语教师，来解决小学这个英语教师奇缺的问题。这是好事。行不行得通，这是下半年的事。
现在，在小学，为解决这个问题，安排了一定数量的中小学英语教师到各个教学点去跑教。
这个跑教的问题太大。一是跑教的老师太累，二是效果欠佳，三是跑教老师难于与小学的其他教师沟通(j既然是去跑教，自然是非本校成员)。
我希望教育系统能尽快充实小学英语教师，把这个跑教的事快点废止。
有些地方，还是几个校临时合在一起上英语课的。一到上英语课，学生就得从大老远的地方赶去上课，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里面的问题，总是多多。

小学的管理问题。
小学存在多重管理的现象。头头太多。联校要管，小教专干要管，中学校长要管，村级领导要管。管什么，管钱！教学上的事，管得不多，管的大多是扣钱，不是发钱。所以，你来扣一点，我来扣一点，大家都来想点法子扣一点，这个一管，基本上就是管死，而不是管活了。
村上管也不是没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很多小学的兴建，就是由村上出面的。很多的小学，现在的欠款问题，也是由村上担着的。但村上农猛子多，很多人不懂教育上的事，他们的插手，很容易把一些问题搞糟。现在，有些小学的教育乱收费问题，就是村上坚持要收的。这条横牛，发起横来，真的谁也撼不动。
小学的领导安排，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很多的小学领导，是由本村教师担任的，大都年龄大。年龄大，老“好人”多，思想上也容易跟不上形势。这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是农村小学教育发展的滞后。我们的小学，年轻教师少，但不等于没有年轻教师。但所有的年轻教师，得不到重视，或是被广泛轻视，这倒是一定的。我们应该大胆起用、培养年轻教师，让他们走上领导岗位，给我们的小学教育注入活水。
对小学，我们也应该在经济上给他们广泛的支持。让他们在经济上有所依靠。多给些钱，少扣些钱，别让他们老是垂头丧气的，教起书来老是打不起精神。怎么打得起精神？一个小学校长对我说，他们去年底算账，回家过年，不光是没有结余，还人平亏空每生一点二元。这个钱就得教师出了。怎么来的？查出来，是上面叫他们订了两份杂志。嗨，一些小学，既没有小卖部，又没有学生搭中餐，补课又不敢，他们怎么来钱啊。不过，今年好些，有起色，听说到现在，小学的学校有一定的结余了，好像是人均十七元到校。当然，到底如何，要到年终结算。我看，这个势头好，小学的领导，现在应该考虑给教师们发红墨水及一些必要的教学用品了。
小学的领导不好当，与学校没丁点经费来源有极大的关系。不过，这样倒好，反显得小学的领导大都比较民主。但领导的底气不足，管理上自然也就要出些问题。这个小学教育质量的事，自然就要大打折扣。嗨，小学教育质量的滑坡，给中学带来的一系列的教育问题，还少吗？一些学生，有经济条件却读不完九年义务教育，难道与这就没有一点关系？！
也就是经费上的巨大缺陷，现在的很多小学，学生的活动，几乎没有了，很多的校，少先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学生活动组织，学生德育阵地，也看不到的。校内的一些必要的活动都没有，我们又怎么奢谈小学的这个课外的活动，这个有益的社会公益活动？没有必要的课内外活动，我们的学生是没有朝气的。农村小学的教育，这样发展下去，怎么不死气沉沉？！

有一个重要事实人们始终无法回避：中国基础教育的实际重心在农村。5月30日本刊推出专题报道《农村教育不能把学生教成“四不像”》引发广泛关注。人们在困惑中求解：农村教育的价值追求是什么?农村教育路在何方?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体系中，农村中小学的培养目标体系中应该有培养新型农民的内容，农村中小学要培养了解农村、熟悉农村、热爱农村，将来能够回报农村的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农村教育改革不能脱离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总体目标和任务，同时要有超前性，充分考虑到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对新型农民在知识水平上的要求。农村教育的价值选择应该定位在为城乡共同发展服务上，定位在培养合格公民而不仅仅局限在培养“新型农民”上。

■陈康金

网络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农民子弟通过怎样艰苦的努力才和城市白领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的经历。事实上，对农家子弟来讲，能否和白领阶层一起喝咖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每个人都有成功的希望和公平的机会。中国农村的每一个家庭都懂得，物质上的贫穷只是暂时的，只要孩子有文化、有知识就能改变人生和命运，生活就会有奔头。

然而，目前一些地方的农村初中学生失学率持续回升，严重困扰着农村教育，也直接影响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种地不如老子，喂猪不如嫂子”，对当今农村一部分青年，有人给出这样的评价。这些新一代农民大多中学未毕业，文化水平低，缺乏脱贫致富的本领，很可能成为日后的贫困户，有的还可能走上犯罪道路。这些新时期的农村教育问题也让我们不断反思，农村教育的路在何方?

辍学率居高不下学校不能免责

人们常常把新的读书无用论归为学生辍学的原因之一。其实，与其说是“读书无用”导致辍学，还不如说是“读书无望”促成了今天农村中学生居高不下的辍学率。

在我们农村初中，学生的观念是上高中才有出息，所以人人都想上高中。但是有的学校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升学指标，为了提高与同类学校的竞争力，为了毕业班的升学奖金，把仅有的活动课都取消了，有的干脆只开中考要考的科目，只有在上级来检查的时候才贴个临时的标准课程表应付。农村学生始终处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下，但终究还会有很多人升高中无望。可以说“读书无用论”是在“读书无望论”基础之上产生的，无望必然导致学生对学习的失望，继而是没有了学习兴趣，进而厌学最终导致辍学。

《江苏教育》曾请我给案例《他们为什么要撕书?》作点评。“现行教育撕毁了什么?”这个案例描述了高考结束后出现的“漫天飘雪”景观。学生为什么要撕书?学生的生活，何时可以因学习而变得五彩斑斓?知识的天空，何时可以回到它原初的湛蓝?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刻追究的问题。

虽然有研究表明，在造成学生辍学的原因中，学校因素远低于其他因素，但是许多学生辍学的个人因素中，有很多却是与学习有关的。这不免让人发问：假如学校是学生最喜爱的场所，老师也都是他们所喜爱的人，学生还会辍学吗?

让乡村孩子生活在希望之中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在农村及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农村学校的价值追求又是什么?

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我们的学生不一定都能学有所成，但教育应该努力让每个学生都拥有一份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人生的自信，让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充满神圣和庄严。因而，我们开展身边的“希望工程”,营造“亲情校园”;不分好差班，推行“生生小组长，师师班主任”的班内走课制;善待问题学生，坚持“不处分”原则;为农村孩子提供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内容，使他们享受到在家里未必有的条件。东庐中学之所以连续几年没有因厌学而逃学、辍学的学生，之所以所有学生都能获得身体、心理、智力等诸方面和谐的发展，就是源于学校生活回归到了适应和满足学生正当要求的正常状态。而这，也正是乡村孩子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的开始。

自1999年以来，我和同事们立足乡村转变观念，坚定不移地推行并不断完善以“讲学稿”为载体的教育教学改革，让一所农村学校持续实现了“六无”：学生无辍学;优质生源无外流现象;不分快慢班;无不开课程;无加班加点，不赶进度、不补课;不买教辅书，不用练习册。在这种状态下，校园生活回归了常态，短短的几年时间就由一所原来硬件、师资、生源、质量“四差”的学校一跃成为在全国有良好影响的农村初中。我们的追求，就是让乡村孩子热爱学习。

教学改革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

要让农村孩子热爱学习，就要为他们及其老师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解决他们在教与学中的困难。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中，学生缺少帮助学习的拐杖——家长不能监督其预习，老师无法检查其预习。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进行了在课堂教学如何“开好头、收好尾、突破难点”的研究;为搞好预习，进行了运用“导学卡”预习的尝试;为上好复习课，进行了“不让初三学生厌烦总复习”的探索;为减负增效，进行了“让课后练习少而精”的探索，等等。而后，我们在数学组进行了“统一教案、师生共用”的实验，由此产生了如今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讲学稿”，第一次真正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结合起来。所有这些教学改革，都是通过探索提高农村初中课堂教学效果，在农村初中积极寻求实施素质教育的最佳切入点和结合点，力求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提高质量，从而寻求改变农村教育观念落后、水平低下局面的有效途径。(作者系江苏省东庐中学校长)

重点高校扩大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的比例，有利于纠偏农村学子放弃高考的无奈举动，从国家制度层面为农村学生捍卫教育的公平、公正。

高考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手段，被赋予社会公平、公正的期望。但近年来，农村学生放弃高考的现象越发突出，这不能不令人担忧。教育部学生司的官员指出，农村考生报名、录取占相应总数的比例，均未达到同期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自然比例;农村考生的高考录取率，也从未达到同年的总录取率水平。

虽然我们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但对农村的贫困学生来讲，读书始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一方面由于教育优势资源往往集中在城市，造成农村家庭面临着择校等压力，而且某些读书致贫的现实也致使很多的农村学生放弃求知求学;另一方面，即使考上大学，一些农村学生也交不起学费。现如今在大学生就业难的环境之下，“读书无用论”逼迫农村学生选择弃考，选择外出务工，因为谋生比高考更为重要。

纯朴的农民及其孩子或许在乎眼前的既得利益，打工挣钱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因为教育的投入是一种高昂的代价，而且风险性很大，或许难以改变家庭的命运。在现实面前，农村学生放弃高考，其实是放弃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只能让农村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支撑。

重点高校扩大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的比例，是一种政策修补机制，遵循差异化的原则，即城乡之间、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别对待，恰恰是对教育公平、公正的有力捍卫。这一举措能为农村学生释放出积极向上、实现梦想的活力和动力。

但是，好政策必须要好好执行，因而需要相关操作程序的细化，使之在公开、透明中得到落实，应当在监管机制方面考虑得更为周全，预防权力、利益集团的干预，使好政策执行起来走了样、变了味，让农村的学生“伤不起”。

当然，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只是权宜之计，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力度只能加大，以极大的努力消除教育的城乡差距，让农村学生也能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